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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736页

                                                    四
   规范与事实对立的观念在法律领域已有着根深蒂固的地位，只要其观念存在，那么法律推理形式上的司法三段论模式就能够成立。
   此模式下，法律规范解释是为了确定大前提，拉伦茨不同于法律教义学的自然科学方法论观念，更多的使用了解释学知识资源，既认可“法律适用不能独立于解释及 法的续造之外”，且不再将法律规范当作独立于具体案件事实之外而需要解释的对象，认为“对于适用者而言，恰恰就是在讨论该规范对此类案件事实得否适用时， 规范文字变得有疑义。” 但他仍非摆脱司法三段论格局，又说：“在将某个事实归入法律规范之前，必须首先以规范进行解释；既然从严格的逻辑角度来看，这种归入是可能的，也必须首先 进行解释。”
   而意思表示解释是为了获得小前提，史尚宽，张俊浩等对此均有论述。
   在这种格局下，作为方法论的法律解释学所作的其实只是试图完善司法三段论，把涉及价值判断的法律解释从法律适用中分离出来以便使逻辑涵摄重新变得可能。
   一般解释学有探究解释学与独断解释学之分，格尔德塞策尔研究表明，前者“旨在研究文献的假定的，不熟悉的意义”，后者“旨在把出色文献中早已众所周知的， 固定了的意义应用到确定的问题和疑问中。”前者存在真实或虚假的解释问题，处于真理的判断标准之下，而后者不涉及真假问题，只是应用而已（神学与法学被归 纳于此）。一般解释学认为，解释学欲成为自然科学之外的独立方法论，必须将独断解释学排除在外，于是法律解释学一直在一般解释学面前遇着欲入其门而不得的 尴尬。但探究与独断解释学的这种分类恰就是受制于自然科学的思考模式，将独断解释学排除于外就是因为其不具真理要求，而这个真理恰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真 理。因此加达默尔认为“独断型诠释学和探究型诠释学的区别本身就是独断的，因此应该对它进行诠释学的消解。”
   加达默尔认为，将法律的理解和应用区分为两个不同阶段并无依据，“因为对一条法律原文的意义的认识和这条法律在具体法律事件中的应用，不是两种分离的行 为，而是一个统一的过程。” 法律真正被理解之时，亦为它被恰当地应用于个案之处（P166）。他进而认为，理解与应用之不可分离性并不仅仅体现于法律解释中，“应用要素，有如理解与 解释要素，是整个精神科学领域任何理解行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理解、解释和应用三位一体的观念之下，事实与规范二元对立的态势得以消解。想要在理解与解释中体现应用功能，使可能之法成为现实之法，作为法律发现过程 的规范解释与事实解释就不可能是各自独立的分离行为（P167）。此处尚有关于历史解释学与法律解释学之探讨。(详见P172-176）
   本人理解，法律规范的功能正是对加达默尔的致命批评，法律规范具有准则作用，倘在适用之时才能确定准则本身的内容，那么法律规范的准则功能何在？这个问题难以普遍回答，于是作者转向只在私法领域加以论述。
   私法中的大量规范乃是任意规范，而任意规范的存在价值在于，补足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从而为裁判者提供公正裁判之规范(P181)。而民法当是裁判规范而并 非行为规范，行为规范的特质在于，对行为人具有要求遵行之强制拘束力（P184），当某一法律以行为规范为其主要组成部分时，该法即不再具有自治法之品格 （P185）。私法自治给个人提供一种受法律保护的自由，使个人获得自主决定的可能性。 因此，在私法自治的理念下，法律行为即具有法律规范的品格。私法中亦有少量强制规范，但亦多表现为禁止性消极规定，一般是两种类型：效力规定“着重违反行 为之法律行为价值，以否认其法律效力为目的，”取缔规定“着重违反行为之事实价值，以禁止其行为为目的” 。从根本上说“强制规范并不管制人民的私法行为，而毋宁是提供一套自治的游戏规则” ，而如何展开而取决于当事人自己的行为。其中还有典型法律行为之功能问题，不少学者认为，典型契约通过法律适用时的“归属”而具规范功能。但典型契约不过 是为了被足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已，“只要法律效果能够从当事人法律行为中发现，该行为又未违反私法上数量甚少的强制规范，其法律效果就完全可以直接根据作 为个别规范之法律行为本身发生，至于它在性质上属何种典型行为，已不再重要，自无须叠床架屋地将其归属于某一典型契约或其他相应法律概念之下。” ——这些亦说明私法中存在的乃是由当事人所设定的个别规范，因此来解决上述法律规范具有普遍指导的准则作用的困境。

   二

　　黑格尔确认：从此以后，绝对知识是可以实现的，时候已经到了。其中一个重要的运用就是国家哲学。《国家哲 学》不应当与他的整个体系分开，他重提了这个命题：“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现实的。”前半句或许意味着人类历史中有深刻的可理解性，且进入概念的 现实事件实际上已经排除了那些无足轻重的事件;后半句或许意味着“当一个事件以足够的力量作为其他事件的原因出现时，我们不能排除它（P165）。”
　 　“他的历史哲学就是分析各民族在其空间和时间的历史显现中承担的功能或角色。”通过行动、历史事件，政治制度与宗教、艺术和哲学这些对黑格尔而言的文化 形式来确定一个民族的Geistlichkeit(精神状态？)。“黑格尔哲学本身是对人类的过去和现在的理解”（P165）。
　　因此，他认 为：“为了让一个哲学家把握历史的一个时期，那么这个时期必须已经部分地过去”，“不是描述国家应当怎样，而是描述它怎样（P166）”。黑格尔将前人的 片断地思考过的东西整理了起来，“这是一种综合，但这是’超越’的综合。新的内容就是超越：严格意义上的国家理论。（P167）”
　　理解国家， 须从家庭开始，私有财产是社会的一个正常要素，他认为社会现实在传统上以支配孩子和财产的私法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进入经济领域之后，形成了“生产—分配 －消费”系统，称之为“市民社会”，它被不可解决、毋庸置疑的矛盾穿越，不存在综合的可能。市民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对利益的竞争和冲突。这些矛盾，首先是行 业内部矛盾，然后是马克思所说的行业与行业、城市与农村之间、工业利润与地租之间的矛盾，最后是黑格尔所说的平民和富 人的矛盾。因此上，市民社会就努力寻求解决方法来避免这些矛盾分裂社会，比如黑格尔指出“国际战争的目的就是倾销无法出售的产品”，他也为殖民找到了理 由。而他也被人们误解为国家或专制主义者。但他也许是中派，马克思认为他是自由市民。
　　黑格尔认为当时的国家的特征是至高无上，国家是行动的理 性，首领应当由有能力的、经过理性教育的人来担任（深刻现代化了柏拉图哲学王的观念）。从这个角度看，有制度的专制王权并不比其他政体更糟糕。“黑格尔式 的国家就像一座金字塔：地基是家庭;中间是经济系统;最高是公务员等级，他们是由于自己的知识被录取的，承担管理公共利益的职责。（P171）”——今天 看来“这个国家形式正在统治着，而不管是哪一种政体，不管他们说自己是自由的还是社会主义的（Ｐ172）。”
　　马克思也许是黑格尔最好的读者， 在细节之外，他发现“国家绝不是市民社会之上的裁判，拥有保护其整体性的职能。实际上，这个国家是市民社会的产物。（P173）”，这个观念是他的思想基 石。他研究事实而发现，欧洲大国不是受君主指挥，而是受与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的政府的指挥，于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篇文章中有了一个著名的表达：只存 在惟一的科学，历史科学。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只有一个惟一的前提：经验的人。这意味着创造历史的不是英雄而是劳动者，为了社会的财富而改变自然。马克思与恩 格斯的经济主义是实践的经济主义，不是政治经济学。《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指出政府的行为实际上仅仅只是穿越所有社会现实的根本斗争的表现：阶级斗争。
　　马克思与恩格斯投入具体的历史分析，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它最初完全不是一种哲学，而是斗争的工具。“马克思的贡献在于把他要建构的历史科学与历史哲学对立起来，后者预断说理性已经存在。（P176）”
　 　实际上，他们的倾向就是要支配成功的黑格尔主义和胜利的资本主义国家，在阶级斗争里，他们选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阵营，为了建立生产者的社会而批判 国家，用有利于革命理论的政治经济学来与现存的社会统治进行战斗。“马克思比起黑格尔似乎更关闭了形而上学，不是通过使存在之物合理化的辩护性的庞大话 语，而是试图创造一个新的现实。然而他仍是这同一个运动的继续（P177）”。
　　根据黑格尔，国家既是在道德意义上实现人性的目的又是其手段， 他反驳康德人可以选择为自由的人的说法，而以为人只有在集体中并通过集体才能自我实现。国家是历史的终结意味着社会的理性组织应当使每个人都完满地自我实 现。而马克思建立了反历史哲学的历史科学，“合理地强调了技术方面但他们忽略了习俗，即社会想象的改变（P180）”。“对于革命，这个原因比经济原因重 要得多。”

itle:夏特莱《理性史》之五 | Post @ 2006-4-9 12:30:00

晦涩难懂的康德想建立一个精神社会，计划把所有人围绕实践理性集合起来，将精神社会扩展至全人类——这显然无法穷尽。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激发之下，历史的维度被加之于哲学。
　　尽管历史哲学很久以前就已经诞生，表现于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和博须埃《世界历史》中，然而到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历史哲学才成为现实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它不是致力于思考智力或精神的历史，而是人民和民族和历史。
　　年轻的黑格尔写 道：“思考生命，这就是任务。”生命对于黑格尔来说主要就是人的历史。康德哲学或许由于它的广博和严厉导致了批判哲学一直难以发展，反对批判思想严厉性的 年轻知识分子们和浪漫主义运动交相呼应。青年黑格尔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雄心壮志的氛围之下，处于矛盾之中，一方是康德思想，另一方是浪漫思想，把绝对向 人们释放出来，它们渴望展现上帝、存在和灵魂，回到了康德批判过的东西上面。——黑格尔主义则想以某种方式成为超越这两种观点的综合。
　　黑格尔 认为绝对知识的存在是完全必须的，因为人们需要它，他要重新实现形而上学，于是决定把它放入民族的历史，他给了自己重新调和绝对和知识的任务。这个任务如 此的巨大以至于它需要超越形而上学家以前提出真理这个本质问题的方式。在古典形而上学里，真理问题是思维和它的对象的重合问题，一边是思维，一边的存在， 理念是中介，是思维关于存在的表象。这个真理标准问题：“凭什么承认理念实际对应于它的对象，即对应于它表现的存在？”，从来就没有被解决过。斯宾诺沙干 脆就说不存在真理标准，而康德试图指出存在和思维的对立被错误地认知，应当看到的是思维制造了关于存在的某种东西，存在的形式。而黑格尔更为激进，他或许 认为所有一切的思维都是对存在的思维，一切存在都是为了存在必须被思考，一些可以被思考的，所有有意义的东西，既是存在也是思维——这意味着一切被赋予意 义的东西都是真实的。这显然十分荒谬，比如我们就不可能把生存建立在梦幻和妄想之上，但他又要求我们考虑到存在是生成变化这一点。这个如此思辨的公式在 《逻辑学》的开头得到阐释，概括地说“当人们思考存在的时候，人们不可能不思考虚无，但当人们思考虚无的时候，人们也想到了某些东西，因此人们也想到了它 存在（P146）。”生存变化是存在也是虚无的真理，而历史使存在回归生成变化。那么历史哲学的目标即黑格尔给自己制定的任务就是“在由所有人思考、建 构、想象、设计的庞杂材料中建立历史可理解性的秩序。（P147）”把人们思考的、做的、说的和建构的一切都收集到一个系统的整体中，这个疯狂的任务最终 出现在《精神现象学》上。
　　黑格尔认为生成变化主要是戏剧性的。它完全建立在这样的观念之上“人通过战争这种特殊的暴力形式来取得进步 （P150）”。“理性是通过诡计前进的理性”，他也非常强调英雄的作用，对他来说“他们（英雄们）创造历史但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只有哲学家才理解并在话 语中对每个时代及其最坚定的代表的贡献加以形式化（P150）”。据他的观点，在拿破仑失败之后建立了现代国家，而现代国家是理性的实现，这一历史时代的 机缘有利于绝对和知识的调和和真理的出现——所以就由他自己的到来来思考人性的生成变化。
　　真是全部人类知识的整体。在《精神现象学》中，他把对不同的存在的态度放置在他们各自的背景中，在写下哲学思想历史的同时，每种哲学回到各自位置上在普遍历史的必然发展中完成其职能。人们已经经历了精神的所有面貌，国家是结束的开端。
　 　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从来不是一种方法，除了现实的运动，不存在其它方法。绝对的真实是绝对的知识，是人类知识的全部——在这里，他似乎完全成为一个形 而上学家并认为自己是不可超越的。他把自己归功于出现在恰当的时机里，他觉得，从此之后，哲学家们应当放弃思辨来关注政府和国家，因为他自己结束了形而上 学。